第三十七章 东台一柱楼
赵新冲鲁寿山摇了摇头:“我不是旗人。”
赵新记得很清楚,十年前父亲曾带自己去了本家的一个亲戚家拜访。论辈分,自己的父亲要管那个老太太叫七奶奶。
谈话间,这位七祖奶奶就说起,咱们赵家这一支,是清初的时候从江苏迁来的,但是具体是哪儿,老太太也说不好,好像是盐城。
“我们这些人,都不是大清的臣民。你看了我们的穿着打扮,还不明白吗?”吴思宇开口对鲁寿山解释道。
“是啊,我们这里没人留辫子。都说是海外遗民了。”刘胜在一旁帮腔道。
“老爷,让我看一眼少爷,我不会吵醒他们。”鲁寿山哀求着。
不过,赵新没有说什么,竟自走到车旁,轻轻的拧开车门,冲身后的鲁寿山招了招手。
鲁寿山蹑手蹑脚的走到跟前,探头往门里看去,吓了他一大跳。
他之前在徐家时,也没见过这等富贵摆设。
赵新在他身后推了一把,让鲁寿山上了车,自己则跟上来,关好门。拍了拍鲁寿山的肩膀,随即指向两个孩子所在的床上。
鲁寿山上了车后被身边的陈设晃的眼花缭乱,直吸凉气。他根本不敢乱动,顺着赵新的手指方向,看到兄弟两个正躺在被子里睡着,这才放下心来。
“大人,我那兄弟呢?”鲁寿山慢慢转身,冲赵新一拱手问道。
赵新又转身指向另一张床。鲁寿山一看,可不是曾秀成么,脸冲外侧,也正在酣睡。
他这才放下心来。见赵新冲他挥手,便尾随着赵新出了车。
等赵新关上车门,又回到刚才站着的地方。鲁寿山迅速的几步上前,跪下就给赵新不住的磕头。
“你要再这样动不动就跪,我就不管你们了。”赵新面带严肃的对鲁寿山说道。
鲁寿山还是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响头,这才站了起来,对赵新说道:“这三个头,我是替徐家人感谢老爷。若无老爷出手相救,这徐家就要绝后了。”
“徐家?”赵新想了想,没什么印象啊。“能说说你们几个到底怎么回事吗?”
“老爷,能不能找个僻静之处,这里人多眼杂。”鲁寿山看了看四周正在营地里忙碌的流民。
“行。吴哥,你们也一起来。”赵新说完,转头冲一旁侍立的利吉说道:“找个没人的帐篷,叫两个人过来盯着点,别让人听。”
其实这话就是说给鲁寿山听的,营地里除了赵新他们七个,谁听的懂啊。
这时谁也没注意到的是,刘胜转身离开了。
利吉忙不迭的去了,过一会就小跑了回来,说帐篷已经准备好了。
于是赵新让利吉前面带路,自己、鲁寿山、王远方,来到了营地最外侧的一个帐篷里。刚坐下没一会,刘胜和丁国峰、赵亮、邓飞也来了,原来他是去叫人了。
众人全都在帐篷内的棉垫子上盘腿坐下。很快,志乃和阿妙端着一壶茶水喝几个杯子进了帐篷。
给几人都倒上茶后,志乃就退了出去,阿妙则留在帐篷外面等候,以便赵新有事吩咐。
鲁寿山端着茶杯,想了一会,对吴思宇问道:“这位老爷,您会说我们东台话,可知道东台县一柱楼?”
吴思宇迷惑的摇了摇头道:“我祖上是扬州人,东台土话也只是听人说过才学了一点。”
鲁寿山见他不知道,便说道:“徐家这事,发生在五年前。不过,这事的根底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了……”
随着鲁寿山的讲述,以及吴思宇在一帮翻译着一些方言土语,一件令在场众人听完后无不黯然的往事浮出水面。
鲁寿山曾经叫徐山,曾是徐寿南祖父的跟班,少年时也读过一些书。因为他自幼便进了徐家做仆人,所以就跟了姓徐;至于那位还打着摆子的曾秀成,则是徐家的车夫,原本也随了主家的姓叫徐秀成。
鲁寿山跟着徐寿南祖父多年,长大后因为办了几件差事,很得徐家的赏识。后来就让他改了回本姓,又在他的名字里加了个“寿”字。
要说这徐家,原本是江苏泰州附近东台县栟茶镇上最大的乡绅。事情要从这徐家老爷徐寿南的曾祖父,徐老太爷那儿说起。
这位徐老太爷,原名徐述夔,字孝文。
乾隆三年(1738年)的时候,徐述夔时年三十五岁,中了乡试。可是因为他在考卷的答题写了一句“礼者,君所自尽者也”,这就犯了考官的忌讳。因此没能通过礼部的磨勘,而且还被取消了今后参加会试的资格,从此与官场无缘。
这事儿当年在东台镇传的是沸沸扬扬。鲁寿山当年曾听主人徐怀祖讲过几次,也就记住了。
话说当年徐述夔在万般失望下,只得回乡钻研学问,撰写诗文。他在自家院中修建了一所书楼。因为书楼中央立着一根大柱子,屋梁则像伞骨一样搭在这根柱子上,后来起名叫“一柱楼”。
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,徐述夔在郁郁寡欢中去世,还不到六十岁。
徐述夔死后,徐怀祖——也就是徐寿南祖父,便请了父亲的两个学生徐首发和沈成濯两位秀才,来整理父亲的遗著,又延请名宿为遗著撰写序文,并刊刻出书。这就是《一柱楼诗集》。
此后的十多年间,从未有人向徐怀祖提出他父亲的这些书中存在谬误。
直到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,同村的蔡家老二蔡嘉树,因为跟徐家产生了田地纠纷,有了怨气。
简单的说就是蔡家的老大因家道中落,把自家的田地卖给了徐家。可是蔡家的祖坟就在这片田里,当时徐家就留出了蔡家祖坟周围的一亩田,还给了蔡家。
而后蔡嘉树因为乡里捐资的事,在言语上冲撞了徐怀祖;徐怀祖就拿蔡嘉树的儿子在国恤日剃头说事儿,将蔡家告到县衙,逼着蔡家出了捐款。蔡嘉树由此怀恨在心。
这一年的夏天,徐怀祖发了急症,一命呜呼。
徐家的当家人就换成了徐老爷的儿子徐食田,也就是徐福南和徐寿南的父亲。
当年入冬后,蔡嘉树就找上门来,说想把当年卖了两千四百两的田产,用九百六十两赎回。徐食田哪能答应这个要求,当场给他轰了出去。
结果这蔡嘉树临出门前说,徐食田祖父的《一柱楼诗集》里有“抵毁本朝”之语,要去告官。
徐食田随即找来了祖父的弟子,也是著作整理者徐首发和沈成濯。这两个老秀才作为一柱楼文集的校对者,大名赫然列在书上的首页。(“首发成濯”暗合不满清廷剃发之意)
几人将著作中的遣词用句仔细推敲,发现有一些文字的确是会引起非议的。但当时的文坛风气普遍认为好诗就要有风骨,不发几句牢骚,算不得上品。
况且为徐述夔的遗著写序的人里,除了时任盐场大使的姚德璘,另一位就是曾被乾隆称为“江南老名士”,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,赐谥文悫,入贤良祠祭祀的苏州大儒沈德潜。
几人一番商议后,徐食田决定将已经刻印发行的书以及书版上缴县衙,其他未刻印书籍后来也陆续上缴。
而另一边的蔡嘉树回去之后,就自家管家童志璘(早年想入泰州学,没被徐述夔答应,因此怀恨多年)的怂恿下,两人查找到了徐述夔的著作中的“违逆之词”,于是向县衙递了状子举报,状纸上就提到了自己与徐家的田地纠纷。
时任东台知县的涂跃龙审问此案时,也注意到了书籍中有“毁我衣冠真恨事,捣除巢穴在明朝”之类的诗句。但因他不想直接与徐家这样的大乡绅发生冲突,所以就将书稿、刻板以及书籍送到了江宁书局等候处理。
涂县令在判决中,首先嘉许了蔡嘉树的行为。但说徐家在蔡家来首告之前,就已将所刻书版书籍自行缴到县衙了,因此按律免于追究;至于徐述夔所有著述,他将派人解送江宁书局审查待处;至于蔡徐二家之间的田产纠纷,命徐家划拨墓田十亩,由蔡家按时价赎回。
县里宣判后,蔡嘉树不服。到了乾隆四十三年,他继续上告到了江宁藩司。
时任江宁布政使陶易,根本没心思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,就让自己的一个得力幕僚陆琰代为处理。
陆琰经过一番了解,就发牌文让扬州知府谢启昆来审理东台县一案。他认为首告蔡嘉树是“刁民挟嫌倾陷”,因而在牌文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:“讲论经传文章,发为歌吟篇什,若止字句失检,涉于疑似,并无悖逆实迹者,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,著有明条。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,思图倾陷,亦应严执拟议。”
布政使陶易看过牌文后,没做修改,当时只是笑着说陆琰嫉恶如仇,跃然纸上。陶易这时根本没想到,就是自己的一个漫不经心,最后导致泼天大祸。
扬州知府谢启昆在接到藩司下达的牌文后,随即发文命令东台县拘押此案的首告和被告,解送扬州。
谢启坤经过开堂审问,后又仔细翻看了《一柱楼诗集》。最后认定,诗集里的确有违碍悖逆的用语,蔡家告徐家刻印反诗,没告错。
二次升堂询问后,谢启坤便将加注标签的诗集、东台县的案卷、所有书本书版,押送去了布政使衙门。
谁知道藩司那边的答复还没有到,蔡嘉树的儿子和亲戚童志璘就带着状纸,告到了正在扬州停留的江苏学政刘墉那里。
没错,就是那个刘墉。
刘墉的幕僚在接到状纸和作为证据的诗集后,发现事大,立刻禀报。
而这位刘大人首先就注意到书中的序文是由苏州大儒沈德潜所作,其中尽是溢美之词;最关键的,则是注意到诗集里有“明朝期振翮,一举去清都”、“大明天子重相见,且把壶儿搁半边”这样的话。他立刻就明白,这是不亚于去年发生的“字贯案”之后的又一桩大逆案。
(乾隆四十二年,江西新昌(今宜丰)人王锡侯因编写《字贯》被人举报,乾隆以“罪不容诛,即应照大逆律问拟”。王锡侯斩立决,子孙七人都被判斩,相关亲属“充发黑龙江,与披甲人为奴”,涉事官员全部问罪。)
兹事体大,“勇于任事”的刘大人随即向乾隆上了奏折,并下令立即缉拿收押此案一关人等。
(刘墉在给乾隆的奏折上写有“如有悖逆,即当严办;如无逆迹,亦当核销,以免惑坏人心风俗。现移督抚办理。”)
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后怒不可遏,于是下旨严查办理。
于是,此案就因为刘墉而无限升级,株连极广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台徐家,然后是徐首发和沈成濯两家、苏州沈家、江宁布政使陶易一家、陶易的幕僚陆琰一家,以及所有经办此案的官员。
只要和《一柱楼诗集》沾上,全不放过。
以上所有人等,均被抄家搜查,然后再定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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