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6章 危中有机(二十四)
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,韩国半岛的工业得到初步发展,其原因是大量自由资本从东洋涌入。但是在整个20年代,韩国半岛的工业进展不是很大,因为涌入的私人资本主要投资在轻工业方面。虽然1923年在韩国半岛接连发现115种矿物和粘土,但矿业是在30年代后才开始发展的,因为东洋本土在30年代出现的业繁荣需要大量的煤和铁矿石,所以加紧了对韩国半岛的矿产开发、掠夺。
根据有关史料表明:在1920年韩国基本是农业国,农业占国民总值(gnp)的88.1%,工矿业加起来仅占4.1%。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30年代,到1939年,农业产值占gnp比例下降到42%,工业和矿业加在1起上升到45%。30年代的变化,使韩国工矿业的产值超过农业,涌现出1批新的工业区和现代工厂。1910—1945年间,韩国的工业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15%。到1945年东洋投降之前,韩国的整体生产能力比东洋相差不是很远。
但是,韩国半岛的这种工业模式具有严重的畸型性,即在1930年以后的工业效率增长快,主要是扩充军备的需要,东洋国官方动员大量垄断资本进入韩国半岛,大工厂都是由3井、3菱和安田等大财阀建立的。
由于是战争需要所推动,因此韩国半岛在这1时期发展最快的是化学工业,而韩国半岛也变成了东洋国对话战争的兵工厂,这势必造成韩国半岛的工业结构变成畸型。
虽然这1时期的韩国半岛工业年增长率为15%,但1910--1940年纯商业产品的平均年增率只有3.2%——两相对比之下,就足以看出韩国的工业结构的不协调性。
并且,30年代出现的新工业区都在韩国半岛的北部,接近伪满区域的咸镜道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。而在韩国半岛南部则主要是水稻农业区和汉城--釜山1带的轻工业地带。
这就造成了韩国半岛的北边是技术先进的现代重工业,韩国半岛的南边是技术比较落后的轻工业和传统农业,这种结构对独立后的南韩国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。1948年当南韩国成立政权、而北韩国当即断绝了电力供给之时,整个汉城处于1片漆黑。
如果把日治时期韩国半岛发展工业的特点进行总结,那就是:东洋殖民当局推动的、私营主体的、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。这是对李氏王朝集权官僚制封建经济传统的重大改变——在此之前,李氏王朝直到19世纪末工矿企业仍是由官方垄断,不允许私营。而东洋殖民当局却提侣、鼓励民间兴办企业,用法律保护私人的工商业经营活动。
东洋国殖民当局推动韩国半岛的工业化,动员的主要是东洋人的资本。
无论在第1产业或第2产业的投资中,东洋人的资本都占统治地位。例如,1938年对制造业的投资中东洋人占87.7%,韩国人只占12.3%;矿业中,东洋人占的比例更高,1945年的煤矿投资,东洋人占94.8%,其他矿业更高达96%,东洋殖民者当时向世界鼓吹的“迅速发展的韩国”,主要是指移居韩国半岛的东洋人的发展。
然而,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,由于有了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政策,韩国人的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。例如金性洙的“京城纺织会社”、安熙济的“白山商会”、以及平蘘的1些针织厂、橡胶厂、制鞋厂,都是很有影响的企业。
韩国人企业份额少,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。旧的两班阶级以及地方豪强虽然在土地调查中丧失了许多特权,但是他们还是把原来占有的土地以及家族或村里的公共土地、山林、原野当作自己的所有地登记注册成为私产,他们是地主、是韩国人中的富有阶级——
但是这些人受儒教观念束缚太大,难以产生较强的工业和商品经济意识,“知足常乐”,不去进行工业投资,顶多作1些转卖农产品的买卖。
在日治时期出现的韩国人企业家阶层,主要来自“常民”和原先归信西方教之人,他们的工厂和企业都是靠节俭和艰苦的劳动积累而办起来的。
当时向东洋人置办的银行贷款很困难,他们不相信韩国人的技术,所以,在技术要求高的矿业方面,韩国人的份额最小。
东洋殖民当局的统治,加强了韩国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。1920年底,韩国人的工厂只有99个,到1931年底达到2424个。此外,随着20年代开始的工业发展,人力资源也得到相应的开发。到1944年,制造业部门有1900多个韩国工程师,矿业1300多个,服务行业有2000多个;韩国人中总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7900人,管理人员7200人,公务员和其他白领172000人,服务员和小商122100人。
东洋人依靠剥削韩国工人进行原始积累——根据韩国总督府1929年对雇佣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的调查数字,东洋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2.32圆,韩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1.00圆;东洋国成年女工1.01圆,韩国成年女工只0.59圆。韩国工人实际工资可能比这还小。
另外,资本家还雇佣男女童工,他们的日工资只有0.30元到0.40圆。而这种工资制度鼓励了东洋国的移民运动,到韩国当资本家或工人贵族,形成了韩国半岛的居民资产阶级化。
农村的高地租和工厂的低工资,造成韩国广大下层人民穷困。这又进1步影响到教育。普通人家省吃俭用,也只能使孩子上完小学,能上完中学的很少。尽管如此,韩国在日治时期教育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。总督府把东洋的教育体制搬到韩国,推动教育扩张。
1912年,韩国在校小学生4.5万人,1922年上升到23.6万人,1942年达169.5万人;1945年在校中学生83500人,大学生7800人。
1944年,韩国半岛南部的1700万人口中,识字者966.7万,文盲733.3万,识字率高达57%,这个数字在当时第3世界国家中是最高的。
1938年后,东洋殖民者禁止说朝语,在2战结束前,说朝语甚至被逮捕。这样的结果是懂日语的人从1913年的0.6%升到1945年的15%,在2500万韩国人中,约有375万人懂日语,约50万人说日语。东洋是世界最大的翻译国之1,并且是西方著作的最大翻译国。韩国在当时所达到的这种教育水平,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。
总之,在日治时期,东洋人以强迫的方式把大量的现代事物强加给韩国。这种强制性现代化,缩短了社会级慢进化的时间,客观上造成了韩国的追赶型发展。
但在另1方面,东洋国的殖民统治损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,强制现代化又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,结果激起韩国人民对现代事物的反感。
在日朝合并前,韩国社会没有受到现代性的真正触动,1边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,1边是封建主义的束缚,广大人民1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过着散漫的、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。
同旧华夏的广大人口1样,旧时代的韩国人民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,重人情、讲关系,不重法律,不讲原则。而且韩国半岛的老百姓习惯于给官僚送礼,请官吃喝,搞好“关系”,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。官僚也习惯于吃嘱和受贿,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。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,日子就好过得多,税收可以减免,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。这种注重人情的风尚是对不平等制度的补充,给予韩国人许多的安慰。
但东洋人把这1切突然地改变了——东洋官僚机构的相对廉洁和讲效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,在东洋官僚的统治下,1切都按照韩国总督府的法律和命令行事,没有通融的余地。
1910至1919年期间,韩国人连杀1只猪、狗或鸡,都要牵到指定的屠宰场,因为要讲卫生;兴修水利、公路和工厂,强迫地挖掉韩国人最重视的祖坟和“风水宝地”;连为节约而采取的公共祭祀、以及保护森林、改良品种等,都用警/察和宪/兵来强制推行。这种强迫式现代化,用苛刻的、无所不在的、非人的法律强迫韩国人民,只能使他们同现代性疏离。当时流行的1句俗语“宁在亲爹面前受苦,不在后爹面前享福”,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好写照。
东洋殖民当局在韩国半岛推行现代化有两个特征:1是自上而下的强迫;2是东洋国移民的替代。——当东洋人的政府、东洋人垄断的官僚机构、东洋人垄断的经济、占据事业单位的重要管理位置,这就意味着当70万东洋国移民撒走后,1个高效率的发展机制就会即刻瓦解,韩国半岛旧式官僚体制的正治传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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